什么是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？明朝统治者实行八股取土，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。应科举者只能“代圣人立言”，不能有自己的见解。考生为了博得一官半职，精力都用在背诵儒家经书和经义上。这种制度所造就的人才，毫无真才实学可言。顾炎武曾愤慨地说：“科举的败坏人才，甚于秦始皇的焚书。”

在哲学思想领域，自宋朝以来，唯心主义思想家建立了理学体系。理学家只是空谈“性、命、义、理”，要人们明心见性，恪守封建礼教，以至在学术思想领域弥漫着不务实际的风气。

明末清初的黄、王、顾等思想家，对空谈误国的风气深恶痛绝。他们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，提倡学术为现实服务、研究要重视论证与事实相符的科学态度。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顾炎武。顾炎武曾以历史事实论证空谈误国的危害：西晋的官僚士大夫一味崇尚清谈，结果招致亡国之祸。他又转而论述他的时代说：“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?昔之清谈谈老庄，今之清谈谈孔孟”，然而误国害民是一样的。

顾炎武不只是在论说中鄙弃空谈，他更用自己的治学实践来贯彻学以致用的精神。(.com)他不是沉溺在寻章摘句和拘泥考证中的“学者”，他所关心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业。他博览历代史籍、实录、“天下文编、说部以至公移、邸抄之类，有关民生利害者随录之，旁推互证，务质之今日所可行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”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他写成了一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这是当时一部空前的社会经济史著作。

顾炎武治学，不只是在书本中搜求，而是十分重视实地调查。他曾走遍大半个中国，每到一地总要细致询问那里的“山川、风俗、疾苦、利病”，遇有与自己已知不相符合的，必定详加考订，穷究真相。他为了了解农业生产，曾经亲自在陕西地区垦荒种田。

王夫之的治学态度也是严谨务实的，他反对空谈性、命，提出“言必征实，义必切理”的原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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